1949年9月的某天晚上，主席举办了一场盛大的晚宴，邀请了张治中、傅作义等26名国民起义将军共享美食。

宴会氛围异常热烈，大家都洋溢在即将开国盛典的喜庆之中。

席间，张治中将军带着些许紧张和期待之情，向主席询问道：“主席，对于国旗的方案，您有何定论？”

主席沉吟片刻，知道张治中应该有话要说，微微笑道：“不知将军有何高见？”

张治中略显紧张的表达了自己的看法：“我认为那个黄河图案的国旗不太合适。红色代表我们的国家和革命，这没有错。只是中间的一条杠，总让人觉得有分裂的意味”。

说完后，张治中环顾四周，看到诸位将军都听得很认真，心中倍感压力。

主席听后表示赞同，依然微笑着回复道：“将军提出的意见很中肯嘛。看来我们的国旗方案，还得再选一选”。

于是那个被选定为“复字第一号”的国旗方案被暂时搁置了下来，大家又投入到了国旗方案遴选之中。

国旗方案征集

1949年6月15日，为了尽快完成新中国成立的各项准备工作，当时筹备委员会成立了6个小组专门负责各项细分工作。

其中第六小组负责拟定新中国国旗、国徽、国歌方案，组长是著名教育家、中国民主促进会主要创始人马叙伦。

制定新中国国旗，是一件神圣而庄严的大事，必须充分体现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愿望。为此，成员小组郭沫若特意起草了国旗、国徽、国歌词谱的征稿启事，并刊发在各大报纸上。

当时就职于上海现代经济通讯社的曾联松，偶然间在报纸上看到了国旗的征集启事后，他心潮澎湃，准备也设计一面新中国国旗。

曾联松，1917年出生于浙江瑞安，他在瑞安初中读书时，深受美术老师、画家金作镐的熏陶，对书画艺术和设计有着浓厚的兴趣。

1936年，曾联松考取中央大学，在校期间他选修了美术专业，经常去听宗白华教授的美学理论课。这些美学理论，为他设计五星红旗奠定了坚实基础。

曾联松打定主意后，他先是问学生借了一个圆规，然后到商店买了一大捆彩色油光纸，回到家一头扎进一所封闭的小阁楼里，开始了自己的设计工作。

曾联松最初设计的方案是，五颗星由大星领头，其余四颗星从左上角到右下角排成一线。

设计好以后，他专门邀请好友张公度来点评，在张公度看后，直接否定说：“这不成了领带了吗？一点也不像国旗！”

国旗方案选稿

张公度否定后，曾联松并没有气馁，接着又投入到了设计之中。

期间，也有人劝他说，“设计国旗，就像进京赶考一样，当不上状元就是落榜。你又不是美术专业出身，中国的能人太多，你这纯粹是在做无用功”。

即便如此，曾联松一心坚守着内心的梦想。他也曾是一个热血青年，在上大学时曾参加过地下组织，“一二·九”运动，他更是和同学们走上南京街头，举行过示威游行。

他亲眼目睹过日军的入侵，山河破碎，如今新中国成立之际，全国上下一片热闹祥和，上海的大街上更是飘扬着五彩缤纷的彩带，这样的环境，如何不令人心潮澎湃呢？

在经过曾联松一次次的改良，和无数次的推倒和重来后，他的最终方案出炉了：

曾联松的最终方案和如今的五星红旗国旗基本一致，只是当时他设计的“五星”中的“大星”里，还有着“镰刀”和“斧头”的图案。

后来定稿时，有人提议，镰刀和斧头图案，有些太像苏联的元素了，所以最终去掉了。